赤腳醫生：從“半農半醫”時代走來

　 赤腳醫生，是上世紀60年代開始出現的名詞，特指“半農半醫”的農村一線醫療人員。他們并非正統科班出身，卻在那個缺醫少藥的年代，憑著一針一草，擔負起廣大農村基礎醫療與公共衛生的重任，與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縣鄉村三級醫療衛生網，共同構成早期農村衛生工作的三大法寶。

　　進入上世紀80年代，赤腳醫生這一稱謂成為歷史符號。但赤腳醫生的形態與職責從未消亡，他們以鄉村醫生的身份，繼續著山中濟苦的生活。
　　缺醫少藥，辦醫療培訓班。

　　4月15日，趁著周末，紀華祥到廈門看望孩子。不過，他卻不敢過夜。“臨走前，村里的老人千叮嚀萬囑咐，萬一大晚上犯了高血壓怎么辦？”紀華祥說，這樣的生活，已經持續了48年。

　　68歲的龍海人紀華祥，至今珍藏著一本泛黃的民間土方手抄本。1971年，他花了將近半年時間，收集整理了超過200份藥方，對癥小兒出疹、鼻血不止、喉嚨炎癥等常見病癥。紀華祥當時的身份是龍海縣白水公社磁美大隊的赤腳醫生，該手抄本是他的行醫指南之一。

　　時間回到1966年12月的一天。這天，龍海縣“半農半醫”衛生學校開班。包括紀華祥在內的37名農村子弟，成為第一屆，也是唯一一屆學生。
　　“當時，農村缺醫少藥，遇到病患，要用擔架抬著，走水路到白水鎮上的衛生院醫治，常有村民因醫治不及時而喪命。”紀華祥還記得，自己的小妹剛滿周歲時，便因出麻疹而夭折。

　　醫療知識匱乏、缺醫少藥，是當時農村的普遍狀況。龍海的醫療培訓班“社來社去”，正誕生于這樣的背景。1965年，紀華祥中學畢業，在磁美大隊的推薦下，參加了培訓班。“完全脫產學習，大隊每天補貼8個工分，當時田間干活，每天工分也才10個。”紀華祥說，在兩年半的培訓中，課程包括基本醫療技術、防疫措施等諸多門類，“每個學期，都跟著縣醫院來的老師參加坐診實踐”。

　　“每天晚上，我們都要夜讀到9點半。”白水鎮山美村人鄭細龍，也是“社來社去”的學員，入學時已近而立之年。由于當過大隊的衛生員，又相貌周正，他被推薦學醫。他說，當時的學習氛圍很濃厚，即便是中小學全面停課的特殊時期，這個醫療培訓班也從未中斷。“當時大家的文化程度都不太高，所以學起來更刻苦了。”

　　如今，紀華祥還保存著當時的教材——1965年由中國醫學科學院農村巡回醫療隊編寫的《農村醫生》。這也是赤腳醫生們的第一套專業教材。幾年后問世的《赤腳醫生手冊》影響更為深遠。“各地的赤腳醫生幾乎人手一冊，對于當時99%的各種常見病，都給出了基本治療方案。”紀華祥說，《赤腳醫生手冊》還成為當時全民健康指導手冊，先后被翻譯成50多種文字。

　　1969年，“社來社去”班結業。畢業生回到各自公社，開始了赤腳醫生的生涯。

　　一針一草，山中濟苦

　　1969年5月1日，紀華祥清楚地記得這個日子。這天，磁美大隊保健站正式開張，赤腳醫生紀華祥、接生婆、藥劑師、傷科大夫四人組成的團隊，開始負責全村的基礎醫療與公共衛生工作。

　　這時正是龍海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起步的階段。按照規定，社員每年繳納一定的合作醫療費用，再由生產隊提取醫療公益金，村民便可以享受合作醫療服務，實現“小病不出大隊，大病不出公社”。“每次看病，患者只需要繳納5分錢的掛號費。”紀華祥說，自己每天享受10個工分的補貼。
　　一針一草，是當時對赤腳醫生行醫方式的真實寫照。“每周，我都要抽一天時間上山采藥，山路崎嶇，經常不慎摔傷。”紀華祥說，在長期醫療實踐中，自己摸索出了一套土洋結合的行醫模式，“小兒急熱驚風，用我研究的按穴位推拿按摩技術，基本上能得到有效處置；村民干農活時割傷，不用線縫合，用膠布黏合，最多的一次，用了36捆膠布”。

　　作為鄉醫，翻山越嶺，跋山涉水是常有的事。當時，從培訓班畢業的學員中，僅有25人最終成為赤腳醫生，因此，不少偏遠山村面臨著沒有醫護人員的局面。“我要常常背著藥箱，騎著自行車去鄰村東坑村出診。”1979年的一天，紀華祥出診路上，不慎翻到了溝里，連車帶藥箱壓在胸口，“被村民扶起后，拍拍灰，繼續趕路給村民看病”。

　　由于病患眾多，顧不上吃飯是常有的事。從業沒幾年，紀華祥就落下了胃病。“24小時堅守崗位，不管是半夜一兩點，還是凌晨四五點，隨時都可能有村民敲門，要求上門看病。”紀華祥的小兒子紀毅正，還記得兒時的場景，“一家人正吃著午飯，村民提著患者的糞便上門，拉著父親出診”。

　　醫患糾紛，在當時也難以避免。鄭細龍說，他所在的山美村，民風相對彪悍，“如果醫治效果不好，便有可能大鬧衛生站”。但這只是小概率事件，赤腳醫生與村民的關系，依托于鄉土社會熟人關系網絡，村醫在村中的地位很高。“誰家來了客人，請赤腳醫生作陪，被視為一種榮耀。”鄭細龍說。

　　鄉村醫生隊伍也在這一時期，不斷壯大，巔峰時接近超過百萬人。1974年，郵電部門發行了一套以赤腳醫生為主題的郵票，以農村通俗畫的形式，再現了赤腳醫生“預防”“出診”“采藥”“治療”的工作場景。

　　消失的赤腳醫生

　　1985年，相關部門做出停止使用“赤腳醫生”這一稱謂的決定，原有的赤腳醫生經過考核，取得從醫資格后，才能以鄉村醫生的身份繼續行醫。

　　這樣的變化，源自農村經濟體制的變革。進入20世紀80年代，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生產大隊難以籌措到足夠的資金，失去了維系合作醫療制度與赤腳醫生的經濟基礎。當時全省赤腳醫生總數超過3萬人，但很多生產大隊未給予赤腳醫生應有的工分補貼，甚至將農村醫療站視為副業，由赤腳醫生上繳利潤，或者讓赤腳醫生自負盈虧。在這樣的情況下，有的赤腳醫生選擇棄醫轉行，還有的則發展起經營業務。紅桃K、太陽神、中華鱉精等當時市面上流行的保健品，都成為鄉村醫生創收的手段。

　　作為堅守者，紀華祥仍然堅守初衷。“2003年非典期間，有從廣州和北京回來的村民，我要堅守崗位，每天上門為他們測量體溫并上報。”紀華祥說，這一次，他不得不戴上口罩，做好消毒和防護。

　　相比起早期合作醫療時代，赤腳醫生后期的生活顯得清貧許多。“1996年，我考上大學，但家里交不起3000多元學費，只能四處借錢。”紀毅正說，為了維系生活，父親又延續了半農半醫的生活，種植香蕉成為家里最主要的收入來源。

　　紀華祥并非沒有想過放棄，但村里老人們的囑托，讓他狠不下心。“他們經常說，你可不能走，你要走了，我們半夜發病就沒有人管了。”如今，紀華祥最擔心的是后繼無人的問題。令他欣慰的是，兒子紀毅正愿意繼承自己的衣缽。只是，年輕人有更加新穎的構想。目前，紀毅正在廈門經營一家健康管理機構，他希望未來當地能夠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將農村醫療業務托管給第三方醫療機構，讓更加專業與年輕的力量參與到農村醫療實踐。

　　鄭細龍的愿景則是希望鄉村醫生的養老待遇問題能夠得到落實。目前，他已經看到了曙光。我省發布的《關于進一步加強鄉村醫生隊伍建設的方案》，擬將鄉村醫生的養老加入企業職工養老保險或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福州作為先行者出臺了具體實施意見，規定符合條件的鄉村醫生，皆享受養老保障。